中国古代幕僚制度及其对现代智库建设的启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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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6-08-15)[2016-10-15].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EB/OL].(2016-06-10)[ 2016-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6-08-15)[2016-10-15].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EB/OL].(2016-06-10)[ 2016-10-15].

[3]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2017-05-5)[201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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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批示以来，舆论上出现了一股“智库热”的风潮，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1]，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2017年5月民政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9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3]，对社会智库的建设做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描述。党的十九大再次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写入报告中，建立文化自信第一部分的举措中就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这标志着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成为我国今后的重要工作方向之一。国家及各级政府对智库建设的关注，为这场“智库热”添了一把柴，各类型的智库纷纷投入建设，学术机构向智库转型，咨询公司等商业机构以冠上“智库”之名为荣，还有大量独立或非独立智库的建设。在这个“智库热”的建设风潮中，也有人提出关于智库建设的冷思考[4]。而笔者关于智库的思考也由之而生，即“中国特色”的智库，与中国古已有之的幕僚制度之间，有何区别和联系。建设现代化的智库，与古老的幕僚制度之间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实有根主线贯穿其中，这也是我国在进行现代化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时所困扰的一点：何为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来源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还是来源于中国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抑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状相结合的产物？而所有这些，传统的文化与文明，一边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代化法制建设与文化建设，一边又用中国式官本位等思想来侵蚀着现代化建设的根基。我们研究幕僚制度，也正是从此处着手，看看在种种制度尚不完善的古代中国，在层级森严、官本位思想深入骨髓、封建皇权凌驾人民之上的大背景下，如何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幕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乃至完成监督主官的职能的。也借古鉴今，从中得出需要警惕和注意的地方，形成良好的制度和文化建设思路，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提出建议。2 幕僚制度的历史沿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独立于政府治理体系之外，却又对政策的制定乃至实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个群体，便是幕僚。幕僚在历朝历代的政治体系中都起着独特的作用，在政权更迭时幕僚的作用尤其突出，而政权更迭后的新主君往往会把辅佐自己上位的幕僚纳入新政权的治理体系[5]。幕僚制度始于先秦，在清代达到顶峰。幕僚在中国古代的政府治理、政策制定、乃至政策的具体实施方面都有过重要的地位，是位于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之外的一个独特群体。幕僚制度简而言之，是古代权巨戎帅疆吏牧守引荐亲信士人以入府署参与行事决策的一种用人措施[5] 先秦时代的萌芽期夏商之家臣，两周之命士，以及春秋战国时风行的“养士”制度，已初步具备制度的雏形，但并未形成严格且成型的制度。这一时代关于幕僚、智囊、士等的记载纷繁复杂，战国四君子都以“养士”著称，“狡兔三窟”“鸡鸣狗盗”“毛遂自荐”等成语无不起源于这种制度的流行 秦汉时期的辟幕制度先秦时期虽已有各种形式的幕僚存在，但真正形成制度则是在秦汉时期。秦汉时期正式确立了幕僚“辟署”制度[6]。秦始皇完成统一后也完成了封建职官体系的建设，中央设“三公九卿”，地方则“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5]。而在这一点上汉代与秦代制度相似，即“汉承秦制”。在这种制度下，三公府属等是列于编制体系内的，若有增减还需请示皇帝。但在实际运作中，因“百石以下僚属可自辟”“部分僚属由分曹治事向顾问、咨询的功能性转变”“僚属与主官之间无固定行政性隶属关系，建议不被采纳可自行离去”“三公府属侵代正官现象”等原因的出现，幕僚逐渐成为独立于封建职官体系之外的一个特殊群体 魏晋南北朝的幕职名称固化期魏晋南北朝时因为乱世及军事势力的割据等原因，幕僚制度空前发展，并形成了一系列固化的幕职名称。这一时期的封建职官体系相当混乱，与之相对的是幕僚在政权更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相应出现的各种幕职名称，如参军、记室、军师、主簿等。而这些幕职名称也在之后各朝各代的职官体系及军事体系中出现。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以军事活动为主，因而幕僚也往往与军事系统紧密相连。同时这一时期从主君到各级军事长官都十分热衷于招募才智之士，这为之后幕僚体系进入封建统治的职官体系做了良好铺垫。但这一时期的幕僚也有了危险的举动：侵代乃至超越正官，甚至出现幕僚与将领合力夺取政权的霸府。这也是让统治者对幕僚产生警惕的源?隋唐时期的平稳发展期隋唐时期的幕僚制度相对较为平稳，虽有过短暂的对幕僚制度的废除禁止，但幕僚制度还是得以延续，各级官员仍可自由招募幕僚。这一时期幕僚制度的突出特点在于幕僚不入品轶，不在编制。辟用方式的多样化又客观上加强了幕僚与幕主的主客关系。幕僚可以“合则来，不合则去”，自由选择幕主；而幕主对幕僚也较对其他属官更为宽容。从制度层面来说，以御职分离过度，通过“衔职分离”将幕僚与正式的职官体系分离开?两宋时期的重要转变：中央政府对幕僚的限制和幕中地位的转变经历了隋唐时期的平稳发展期，到两宋时期，幕僚制度又有了一次重大改变：中央对幕僚制度的惯例做出了限制，聘用方式由幕主自聘改为中央聘任，对幕僚的名额做了限制，大量幕职被纳入正官体系。此外，幕僚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侵代主官，以幕僚为决策核心的现象大大弱化，幕僚的职能更多体现在协助中央政权执行决策及监督执行上。地方官由中央委派，而后又由中央选派幕职官进行辅佐[5]。这种制度下幕僚向中央负责，同时有了监督地方官员的职责。这种制度也打破了此前长期存在的幕僚与幕主之间的主客关系，成为了一种更复杂的同僚关系。此后的金、元、明三朝为强化中央政府的集权，基本上在幕僚制度上沿用宋制。也有学者认为明代在制度上明确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由朝廷任命，再无辟署之例[6]。较为共识的是这一时期中央集权更明确，幕僚的存在也是为中央集权所服务的 清代幕僚制度之集大成者：幕僚协助各级军政长官行使管理职能幕僚制度在两宋时期经历了较大的转变，唐代出现了衔职分离，使幕僚与官职分离，是幕僚专业化的萌芽期；而幕僚与官职彻底分离，幕僚的专业化则是在清代完成，并迅速发扬光大，成为了一个极为完备复杂的体系。唐代以衔职分离为过渡，促进幕僚与官制的分离，以走向幕僚专业化的过程，在“之”字形曲折路线后在清代完成，迅速发扬光大，成为了一个极为完备复杂的体系。清代中央政权稳固，职官体系也更为完备，这就使中央委派幕职辅佐主官显得毫无必要，因而清代的幕僚也就又由堂除栓选变为私聘。清代的幕僚聘任体现出3 个特点：（1）被聘者不拘功名、出身、德行、声望；（2）被聘入幕后仍独立于政府的职官体系之外，无需奏请补衔；（3）幕僚与幕主的主客关系得以强化，无固定任期和按品级决定的薪俸，而代之以“关节”。清代的幕僚制度之集大成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幕僚体系与职官体系的互为补充，甚至可以说幕僚成为了清朝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幕僚之间也以师、友、同乡、亲戚等关系为纽带，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深刻地影响了清代的官场文化[7]；另一方面，清代出现了大量关于幕学的研究和著作，如汪辉祖《佐治药言》《学治臆说》，万维翰《幕学举要》，王又槐《办案要略》，无名氏《刑幕要略》，范玉馄《佐治当言》，庄鼎臣《幕粤剩稿》等。清光绪十八年，浙江书局印行了名幕张廷骧所辑的《入幕须知五种》，包含汪辉祖等人的著作，并在书中附了自己关于幕僚的思考《赘言十则》[8]。3 幕僚的职能以及幕学思想虽则幕僚制度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但幕僚的职能仍主要在于对正式职官体系的补充，辅佐主官进行行政治理与军事计划等等。而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也孕育出了独有的幕僚文化与幕僚精神 幕僚的职能幕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职能各有侧重，但简而言之，有以下几类 辅佐主官行使行政治理的职能 这一类职能，主要体现在“参政议政”中的参政方面，如佐理政务、执掌文书、勘问刑狱等。《宋史·职官志》中《幕职官》考条便是对这一职能的生动说明：“签书判官厅公事、两使防团军事推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掌裨赞郡政，总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于其长而署行之。[5]”就这一角度而言，幕僚是封建治理体系之中的一部分。虽则他们身份独立或半独立，但均需辅佐主官进行治理。这一类职能如掌握机要、典属文书乃至延接宾客、经办庶务或代主巡行出使等等[5]。这一职能也与当时的职官体系不完备有很大关系。早期的封建治理体系中，往往只确定一郡主官，其下种种职能不再单独派员。在这种背景下，或主官招募，或朝廷委派，都需要大量辅佐人员承担具体的治理工作，这也为幕僚进入封建治理体系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一职能在清代有了非常明确的划分，如“刑名师爷”“钱粮师爷”等。还有专为主官处理文书工作的“书启”等。甚至还有因幕主所需所好而专设的分类，如“咸、同间，曾文正公国藩督师剿粤寇，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以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又如“粤省幕友，刑名、钱谷两席有分办，有兼办。南海、番禺两首县，案犊较繁，分捕属、司属、客案各席。广府分属案、提案、客案三席。泉司分广股、惠股、潮股三席。藩司分东西文案两院”[9] 辅佐将领执行军务等的职能 幕僚职能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在于军事方面，而历史上的乱世，如魏晋南北朝，当政权更迭主要着眼于军事力量的角逐时，幕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也因此，相当一部分幕职名称是与军事职能相关的，如参军、记室、军师、主簿等。于鹤年的研究曾指出“‘幕府’本指将帅之治所而言，即为现代之司令部，伸引为将帅‘参佐’之别称”[10]，即是对幕僚在军事方面职能的佐证。幕僚在军事方面的职能可体现为两方面：（1）根据前方的军情汇报，结合本身知识与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军情，为辅佐的将领提供军事建议；（2）处理军中的文书琐事，整理文书档案等 协助主官进行决策的职能 幕僚非常重要的职能，在于置备顾问，谘议谋划、参与决策、掌握机要[5]。而这其中，谘议谋划、参与决策都可认为是参与协助主官进行决策的职能。这一职能也与现代智库的职能最为相关。钱再见认为新型智库便是以专业、客观的方式为决策者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提出战略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建议的政策研究机构[11]。纵观历史，小到战国时孟尝君身边的鸡鸣狗盗之徒，大到能影响朝代更迭的魏征、诸葛亮等人，再或者，清代钱粮师爷，刑名师爷等的划分，曾国藩的幕僚专业背景包含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军工等很多方面，体现出幕僚利用专业能力辅佐主官的特点 协助中央政府监督主官的职能 这一职能主要出现在两宋时期的制度下。宋代的官制下，州郡一级的通判“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5]。可以连署州府公事，还可以监察主官，因而又号称“监州”。这种监督职能幕职官也有，“诏通判、幕职官令日赴长官厅议事及都厅签书文檄”，还有“凡诸州减罢通判处则升判官为签判以兼之”的条例。这本身是幕僚制度历史上一个创新，也是这一类职能与其他幕僚职能区别所在：他们效忠的对象不同。此外所有职能的幕僚，忠于主官，或者说是主宾关系，而督军、通判等行使监督职能的幕僚，他们所尽忠的对象是中央政权。这种幕僚制度下，幕僚与主官的关系更为复杂，既是辅佐，又有监督之责。但这与现代话语环境下智库所处地位也有相似之处。智库不仅要向政府负责，更应有自己的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不仅要站在政府的位置考虑问题，更要为人民、为社会考虑 幕学思想自清代以来有各种关于幕学思想的研究，本文择其要着重对汪辉祖和张廷骧的幕学思想进行分析，并做了一些关于幕学思想共性方面的思考。从中提炼出幕僚文化所体现出的文化特质，即幕僚这个群体所共同追求的价值——幕僚精神 汪辉祖的幕学思想 汪辉祖的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佐治药言》及《学治臆说》等著作中。学者眭达明将其总结为5 点：辅佐长官以尽心为本；要树立自己的良好品行；要高度重视学习；幕务之要在于勤；交友要谨慎[1]。汪辉祖的幕学思想非常重视个人品行，从尽心、尽言、虚心、立品、立心要正、自处要洁等多个角度阐释为人幕僚当以官事为心中事，虚心学习，尽己所能，汇集各方信息，做好自己的本分。甚至细致到要“妇女不可轻唤”“需为犯人着想”“勿轻引成案”等[8]。但汪辉祖也提出幕僚对主官的主动选择，“不合则去”，不一味将自己困在一个自己所不能认同的主官身边 张廷骧的幕学思想 张廷骧的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入幕须知五种》之《赘言十则》中[8]。（1）开宗明义，张廷骧即提出主官对幕僚轻视的问题，既有幕学不彰的原因，也有主官自身狭隘的原因，解决之道既需要主官不轻忽，也要幕僚“先讲求乎学”。（2）张廷骧对幕僚按才能做了3 个等级的划分，“识力俱卓，才品兼优，例案精通，笔墨畅达者上也；人品谨饬，例案精熟，笔下明顺者次也；人品不拘，例案熟练而笔墨稍逊者又次也”。又指出资质欠佳者循序渐进也可以提升自己的层次。（3）幕僚多以办案入手，以行医类比，指出办案需熟读律例，活学活用。（4）佐理政事需不忘提升自己，“平日多看书史以广其识，随时之留心世务以会其通”。（5）处事需公正，无私心。“办事切不可存私，不可取巧，与邻州县相处均宜正大存心”。当主官囿于局势存有私心时幕僚当“晓以利害喻以大义”。（6）公私分明。“私事不必与闻，其他凡属在官之事以及官声之所系者皆宜关心”，当主官有徇私舞弊等举时需加以劝谏。（7）“幕道断宜自重”，不参与士绅宴请，不接触士绅以免嫌疑。（8）“不恕二字为千古治狱要诀”。对初犯或有缘由者要查其情而与主官判决合情理，对知法犯法的“惯贼剧盗蠹政害民者”需严惩。（9）幕僚始终与实际案件有隔膜，当细问细察以求给出最恰当决定。（10）“吏治不尚新奇，不宜粉饰”，只需据实以告 慕学思想的共性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些古代幕僚思想的共性所在。（1）身在辅佐位置的幕僚需对主官尽忠。幕僚受古代知识分子教育，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很高，但又对自己只是处于辅佐地位，乃至对自己身为谋臣的身份有种微妙的自卑感。（2）只讲究提倡私德，却未考虑过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值得警惕的地方：过分强调私德，却又无制度化的制约。君子的德行被拔到无限高，但普通人私德不修只有舆论而无制度制约。在这种体系里道貌岸然可以活得很好，却不肯承认私心私愿。一旦私德不修之事败露又被踩到无限低，连他之前的功绩和他自身的能力一并抹杀。中国传统的“一经发现，永不录用”便是此类极端的表现。我们在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时要更多考虑制度层面的约束。（3）注重细节。幕僚处于辅佐地位，在古代政治体制下，往往是许多官员职能的实际执行者，在实务执行中的细节往往是他们关心的重点。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值得我们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提倡和学习，在研究和提供智库报告过程中恪守学术诚信，严守法律底线，基于事实及对事实的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供决策者参考。4 幕僚制度对智库建设的启示与警示中国古代有很多东西可供借鉴，吸取养分，但政治制度方面差别太大，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其科学性、合理性程度远高于古代，故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更应该警惕古代制度建设中的不足及其对整个治理体系造成的影响。古代的幕僚制度，幕僚是为其“主君”服务，其利益出发点在于维护主君利益；而现代智库建设，则需要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支持，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增强国家软实力，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终极目标 智库应发挥“伐谋”的外交功能，在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过程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王文在2016年首届“新型智库核心能力建设研修班”上指出，智库要充分发挥“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职能，其中“伐谋”职能便在于智库除了提高在国内的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以外，更要提高国际影响力。而王文在其专著《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中，对智库的这一外交职能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13]。智库应该积极参与“二轨外交”，从非政府层面发出“中国声音”，助力树立良好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彰显大国气质，形成干预全球的话语塑造力。智库可以通过发布研究报告，通过新闻媒体发声等多种方式增加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渠道，同时也成为国际外交中的润滑剂，成为中国政府对外发声的有力补充，为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贡献属于智库的力量 幕僚精神对现代智库专业伦理建设的启示2016年7月8日习近平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指出“专家学者要立足国情、深入调研，着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注重从客观经济事实出发，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及规律，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研究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14]。这可以说是从政府层面对智库所提出的要求。政府对智库的专家学者的这些要求与幕学思想中的“立身要正，勤于世务，细究案件”等是有共通之处的，这也是在建设智库的专业伦理方面所需注意的。李刚认为“学术伦理水平的高低是决定智库治理水平的关键要素”①2016年在武汉举办的第九届科学计量与科教评价:计量学与智库研究和评价研讨会上，李刚作的报告《智库专业伦理与智库治理》，智库学者的专业伦理是决定智库水平和层次的关键因素。智库学者在做政策研究、经济形势预测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研究时，以及参与决策时需恪守“研究诚信”[15]，实事求是，以事实为基础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 正确看待智库评价中的“独立性”指标当前业界公认的关于智库评价的3 个要素为质量、独立性与影响力。其中质量与影响力的评价标准中西皆同，而关于“独立性”的标准，我国学者往往不能有效衡量。王文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要防止‘独立性’的误解而出现与政府‘对立化’趋势，也要避免仅为政策出台做注脚的‘迎合化’倾向”[16]。事实上关于“独立性”的矛盾主要来自于文化冲突。现代西方文明强调独立，强调个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有侧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文化上更注重集体、国家的观念，强调个人服从集体，服从国家。这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文化中个体的独立性不强这一事实。这种文化根源上的冲突，仅仅把从浅表客观角度衡量的“独立性”作为智库的评判标准未免失之偏颇，而在实际的应用中也有东施效颦之感。中国的传统幕僚制度中，幕僚本身为主官服务，提供咨询建议，但同时幕僚又在思想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性。这与中国目前智库体系中官方出身的智库是一致的，如何在为上级要求服务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值得向幕僚体系借鉴的。但是借用幕僚制度中的评价也要避免偏颇，走入传统文化的怪圈。结合现代的学术伦理与学术道德，坚守研究诚信原则，提高智库的专业伦理水平。实事求是，去伪存真。不夸大事实，不文过饰非，为政策决定提供基于事实的建言建议 警惕“唯上意是从”的幕僚式传统思维现代智库，其职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咨政”。就时间跨度而言，咨政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政策制定前的调研、准备、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辅助政府决策；二是政策制定后的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在实践中往往轻后者而重前者，但后者对政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府决策效果的评估，还是要落到实处，实际调查政策实施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智库在其中可以做的工作很多，但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警惕“唯上意是从”的幕僚式思维，尊上但不唯上。将全部事实的调查结果呈现给决策者，而不是一味地进行政策解读。让政府决策者了解全部事实，他们才会对政策实施效果有准确的判断，这有助于更好地进行今后的决策。“大跃进”时期全国范围内的浮夸风，便是这种“唯上”思维所导致恶果的极端化呈现，决策者未能了解全部事实，在决策中便失去了准确判断 警惕出于私心的“伪民意”“伪上意”的幕僚式居中作梗之举“唯上意是从”的官本位思想影响下，有许多人盲目相信来自“上面”的信息。也有部分“智库”，利用了民众乃至商业机构的这种心理。因此，要警惕冠以“智库”之名的商业公司类假智库[17]，其在提出政策建议时其出发点并非“为民请命”，而是假托民意，行牟利之实。也要警惕这些假智库自称与中央某领导或某部委高官关系密切，发布不适当讯息，损害中国官员形象。这些假智库出于私心，假托民意、舆情，将利益诉求包裹其中，导致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失去准确判断，将这些“伪民意”当成了“真民意”，以假为真，反而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利益。某些智库自称与高级政府官员关系密切，从而传播一些小道消息，以达到牟利之实。而公众甚至下级政府官员，相信甚至迷信这种小道消息，给了这些“伪上意”生存空间，这种现象也值得警惕 完善智库建设中的制度建设，给出道德评判在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案中国传统文化一贯重视道德，道德评判是价值评判的主体内容和基本准则[18]。对个体道德的要求和提升，客观上起着强化公众文化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的作用，这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无疑有着正面意义。这种“崇德重义”的思想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至今仍在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时代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和人才选拔中也特别强调德才兼备，也体现了这种道德追求在正面方向上的积极性。但是，崇德重义的思想过于强调道德至上，否定物质追求的正当性，以道德教化、道德修养等同、取代一切，从而导致了泛道德论的盛行[18]。这种泛道德论的现象，过于强调道德评判，而无制度制约。这在古代幕僚制度中是很大的问题，自我要求高者以最高的德行标准要求自己，私德不修者却只要不被上级发现，甚至只要上级不追究就可以，幕僚们的行为也因此差别极大。这种教训值得警惕，应在智库建设中做好关于专业伦理方面的制度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智库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使智库真正成为各级政府的思想库。综上，应从古代幕僚制度及幕僚文化中吸取经验教训，建设现代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使智库能真正做到服务决策，为中国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议，对政策落实过程做出客观评价，以帮助政府对政策效果有所了解和改进，成为政府决策咨询体系中的一环，并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影响力，发出和政府出处不同而又一致，能够彰显大国自信的“中国声音”，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发挥出智库的作用。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6-08-15)[2016-10-15].[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EB/OL].(2016-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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