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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智库”功用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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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think tanks）这一术语出现在二战时期，现今成为众所周知的词语。智库也有“脑盒”“思想库”“智囊团”“思想工厂”等诸多称谓，多指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研究机构。作为国家软实力与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在政府决策、社会舆论、公共知识传播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但时至今日，学者们多集中关注国外智库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较少讨论中国先秦时期的“智库”。尽管智库一词出现较晚，但具有相应功能作用的人群早在数千年前的先秦时期便已存在。先秦“智库”活跃于邦国社会中，对当时中国的政治走向、文化传播、经典生成等方面皆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作出的积极社会贡献，也可为当下借鉴。

参照智库的定义，先秦“智库”则指产生于中国先秦时期的“智囊团”“思想库”，是指当时为王者出谋划策、为国家邦交出使、为民众传递信息的特定人群。先秦“智库”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群体构成。史前社会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时期，因缺乏当时的文字记录，智库的具体情况不可详知，但可通过典籍窥探一二。先秦著作《世本·作篇》中载“伏羲造琴瑟”“女娲作笙簧”“蚩尤作兵”“仓颉作书”“史皇作图”等，详细记录了先秦时期中国的各项发明成果。尽管将出现的一切新技术归功于某一位圣王贤者并不客观，但至少说明当时的“智库”在大力创新。他们推动了古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夏商周三代先后步入青铜时代，是中国核心文明形成的重要阶段。三代人尊神敬鬼与敬天敬祖的思想，展现出浓厚的巫文化特色。可以说，作为当时的“智库”，巫史是三代时通过发明创造掌握话语权的重要力量。考古发现表明，夏商周三代皆通过占卜沟通神灵。卦象及解卦的言辞，可视作此时智囊（团）发表言论的一个渠道，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君王行为的实施。《连山》《归藏》《周易》是这一时期“智库”的部分文化成果。周代中后期，因王官流散，社会上能够接触文化知识的人越来越多。先秦“智库”也因此转入新的发展阶段。

执政卿与君子是可以代表春秋“智库”的主要人群。春秋执政卿在当时多执政一国，为君王肱骨。他们既能够以政术向国君进言献策，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国家前进的方向。相比于三代“智库”，春秋执政卿的政治使命更加突出。他们“据礼论道”，以“礼”作为在朝为政和立身处世的原则。这种坚守在整顿礼崩乐坏的社会、修复政治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春秋执政卿的行为既彰显了周代礼乐文化，又以“礼”的实施作为掌握新时代思想话语的突破口，为战国诸子的到来做好了历史准备。春秋时期的君子群体与春秋执政卿间的功用互有交叉，但君子群体更强调他们在德行修养及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左传》等典籍中有大量“君子曰”，通过这些对当时君子评判社会现象的记录，也可以看出他们追求打造的理想社会与国家。春秋之后，战国诸子无疑是先秦“智库”中极其耀眼的明星。他们或接受过春秋执政卿与君子的教导，或通过其他方式掌握了知识，成为当时拥有最先进文化思想的人，甚至是左右战国时局的重要力量。具体来看，战国诸子不仅搜集整理了前代散失的典籍文献，还将自己学派的主导思想书于竹帛，成为表达观点与传递思想的主要武器。儒家《诗》《书》、道家《老子》《庄子》、法家《商君书》《韩非子》等，诸家提倡的思想多成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主导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国家的政治走向，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发展。

总体来看，先秦时期不同阶段“智库”的作用主要是出谋划策、开展教育及著述经典。先秦智库的功用对当下中国的智库建设同样具有启示意义。首先，国家需要智库。无论是商初的伊尹、周初的姜尚还是秦国的商鞅，作为先秦“智库”的代表人物，他们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杰出治理思想和智慧。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今日中国同样需要智库，且需要具有专业素养的智库。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面临变局、全球知识生产版图也处于竞争和演化中。在此之时，中国重视并强化专业的中国“智囊”，就能够在新时期紧追时代的潮流。其次，先秦“智库”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任务和目标，今日亦然。当前中国智库建设还关注如何深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结合先秦“智库”的发展情况，今日参与智库建设的学者们也应该明确任务、明确目标，以提升智库功能作用境界。最后，在世界大发展、大变动的新形势下，中国发展新型智库还需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智库”可以将各自的主要思想写定成书，更为重要的是，智库人员会在教育及邦交出使中进行实践。重视智库的具体实践能够让时代选出最经典、最适合当今中国发展方向的方案，如此则能够让中国全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