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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智库军事战略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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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ependence and the Objectivity of World Famous Think Tank’s Military Strategy Research ChenYu 智库（英文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思想工厂”“脑库”“智囊团”“外脑”，常以“学会”“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基金会”等作为名称。智库一词是美国人的发明，最早出现在二战期间，用以指称战时美军讨论战略和作战计划的保密室，后来泛指一切从事政策性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的研究机构。在中国，此类研究机构最初多被称为“思想库”“脑库”“智囊团”等，近年来才逐渐使用“智库”的称谓。智库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国家软实力的衡量尺度和拓展渠道，智库的发达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发展水平。当前，全球范围内智库地位作用日益凸显，许多国家智库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壮大，智库种类众多、形式各异，但总的来看，在军事战略研究上，世界著名智库普遍视独立性和客观性为基本准则，取得了丰硕成果。2010年，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布了《空海一体战》报告，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迈克尔·马伦（Mike Mullen）海军上将称赞其为“打破军种间、联邦部门间和国家间自上而下机构的榜样”[1]。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坚持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世界著名智库才能层出不穷地推出《空海一体战》报告等突破机构壁垒、超越部门利益、影响较为深远的重量级研究成果，进而奠定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声誉和政策影响。世界著名智库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保证其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一是部分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对智库的注册、运营等作出了强制要求。智库作为一种起源于现代西方并随着西方文明的勃兴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走向世界的社会组织、历史现象，无论在何处落地生根，也无论是为桔还是成枳，都要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其他社会组织发生联系，同样也要或多或少地受到所在国家（地区）的约束管制。美国智库业十分发达，智库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十分宽松，尽管如此，由于多数智库都以“非政府组织”（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简称NGO）的形式注册，为享受免税待遇，必须遵从美国联邦税法501（C）（3）条款的相关要求，不能将影响立法作为其主要活动目的，不能参加支持或者反对某一政治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游说政府等的预算支出也不能超出法律规定的比例。[2] 二是多数智库努力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和资金的自主使用。资金是智库得以运行的重要保障。通过开拓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智库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财务上的独立，从而防止对较大的出资者形成依赖，以及避免迎合出资者的意愿、出现“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为五斗米折腰”的情况。同时，智库自主确定资金的用途，在一定意义上是学术独立的表现，有利于智库自主、合理确定研究方向、重点和课题，有利于智库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认为资金来源多样化是坚持独立性的最大保证，其35%的资金来源于政府机构、65%的资金来自于民间[3]。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规定，接受的政府资金不能超过当年赠款总额的20%，每年捐款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于可能影响研究的独立性而被退回。[4] 三是少数智库对自身人员构成作出了具体规定。人才是智库能否出类拔萃的关键所在。世界著名智库的人才队伍来自于“五湖四海”，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背景和经历，带有形形色色的偏见、成见和顾虑等，自然而然在研究中可能形成这样那样的偏差。为了对这种偏差进行有效的管控，一部分智库对人员的来源、兼职等进行了规范。美国军方智库虽隶属于军队编制，研究人员却以文职人员、卸任政府高官和退役军队将领为主，这样做既是为了充分运用卸任政府高官和退役军队将领等拥有的丰富实践经验，也是考虑到他们已经脱离原工作岗位，可以承受各方面的压力，对于所研究的问题能够无所顾忌、敢于仗义执言[5]。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规定，研究人员不能同时具有政府部门重要工作人员等双重身份。四是一些智库会对承接的研究项目、课题及其委托方、合作方和参与者进行遴选。近年来，世界各地特别是一些智库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发生了数起不大不小的“口水战”。起因是企业或利益集团为了绕开有关合法游说必须公布开支且开支有数额限制的法律规定，疑似以委托研究等形式，通过资助智库的相关研究项目、课题，并左右研究结果，进而间接对决策施加影响。许多著名智库因此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甚至因为可能与委托方、合作方和参与者等存在利益输送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备受指责。有鉴于此，许多智库在承接研究项目、课题和选择委托方、合作方和参与者时，都显得十分谨慎。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理事会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承接的项目符合独立性等要求。韩国智库研究工作相对独立，政府部门等只能以研究项目委托方的角色对智库提出要求，而不能直接参与项目、课题研究。[6] 五是智库普遍采取开放式的研究方法。世界著名智库十分推崇“‘开’门造车”式的研究，强调采取可检验的数据、方式和结果，以及承担公布的义务。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中国与全球安全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杜懋之（Mathieu Duchatel）认为，公开资料（open source）是保证客观研究的基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有研究数据的来源都是报道等公开资料，获取数据、信息和资料的方式也是透明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秉持“尽最大可能”的开放态度。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不接受不能公开发表的研究项目，规定所有信息来源和调研成果必须公开发表。美国兰德公司有95%的研究项目属于非秘密报告。兰德公司通常会和委托研究单位一起对研究成果作保密审查，决定其送交范围，在保证不失密的条件下将其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公开发行，以使尽可能多的人分享到。[7] 六是智库对学术自由的坚守。学术自由是美西方学界的悠久传统，也是世界著名智库孜孜以求并赖以立足的宝贵根基。世界著名智库认为，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前提，如果学术成为权力等的附庸，必然处处为利益所绑架，也必然导致“审批学术”“等级学术”等的泛滥盛行以及“嘴大嘴小”决定“谁是谁非”的滑稽景象。学者应享有选择自己所研究问题、方法等的自由、权利，同时，无论学术及其成果可能给政府等带来多大不快，都不应为了迎合政府等而修改研究成果或观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规定，董事会不得干预研究工作。2002年6月，美国兰德公司在承担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委托的评估中国未来军事力量的研究项目时，得出“尽管中国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但在短期内还无法成为美国对手”的初步结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该结论表示不满并要求兰德公司进行修改，兰德公司没有屈从，导致合同最终被转给了另一承包方。[8] 七是决策者、公众等对智库的包容。尽管对智库的作用有臧有否，对智库现象究竟是变相的精英政治还是社会阶层多元化与政治决策民主化的体现等不断求索，总体来看，美西方国家为智库提供了十分适宜其发展的土壤。“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分权制衡”的政治学说、“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以及对公众知情权、言论自由等的重视和保护，既为智库提供了作为研究基础的公共信息等有利条件，也保证了任何智库不会由于其推出的成果脱离主流民意或者与政府等的主张背道而驰而被禁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由瑞典政府提供经费，但其完全独立于瑞典国会和外交部，不反映、不附和某一国的外交政策，瑞典官方也不以为忤[9]。由于历史的特殊性，巴西公共智库近年来一直享有决策层较高的宽容度。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十分强调独立性和客观性，世界著名智库的军事战略研究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立足于各自所处的一方水土，秉承本国或者本地区的战略传统，凸显着自身的军事战略思维。世界著名智库的军事战略研究都根植于其世界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深受其战略文化的影响，根本宗旨都是维护和促进本国利益，体现着鲜明的国家意志和政治主张。美国国家军事战略的全球视野、进取精神、务实灵活以及浓烈的忧患意识与危机感，以及扩展性、规避性并存的基本特征，主要源自其建立在重商主义、威尔逊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基础上的传统文化与价值理念，笃信“天定命运论”“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等。俄罗斯外向型的战略偏向模式与彼得大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意识一脉相承，东正教“救世主”的思想使俄从来不屑于扮演国际社会的二、三流角色，“东方—西方”是俄战略精英们的永恒话题，地缘“安全带”是俄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考虑，“大国”意识是俄始终难以舍弃的历史情结，“到敌人的土地上去找敌人”是俄久远的军事传统，时至今日一直影响着俄罗斯的战略决策。日本自近代以来师承西方殖民主义，同时“神道教”“武士道”等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民族集体的“位置意识”深入骨髓，“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与强者为伍、尔后挑战强者的战略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同时，军事战略研究与现实政治思潮、战略理论流派等高度相关，特别是由于深受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权力论、冲突论、均势论和地缘政治等思想观点的影响，“冷战”思维一直萦绕在当今西方大国多数的高层决策者、智库专家等的头脑中。他们普遍怀有西方中心主义与价值制度的优越感，用西方的安全关注方式与战略分析框架来解读世界、透视中国，具有鲜明的引导非西方国家军事战略研究和引领世界军事战略走向的目的，这样的话语体系对我国我军的军事战略研究也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