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在推动美国新一轮国防改革中的作用与启示_智库时代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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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在推动美国新一轮国防改革中的作用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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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立初期始，美国智库的研究领域和主要活动就与军事战略、国防改革和武装部队建设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形成了积极参与国防改革、支持改革和服务改革的历史传统。2016年是美国《戈德华特-尼克尔斯国防部改组法》(以下简称“戈法”)在国会获得通过30周年，以此为契机，2015年年初开始美国智库就积极呼吁进行新一轮的国防改革，以解决美国国防部在组织结构、军事指挥体系和应对多种威胁模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在改革计划的酝酿、改革法案的制定和出台，以及在改革措施落地、改革内容向深处拓展的过程中，智库很好地发挥了智囊、参谋、监督者和评估者等多重作用。深入研究美国智库参与国防改革的情况和好的经验做法，对中国的防务型智库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具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美国智库形成了参与国防改革的制度和传统

1.1美国防务型智库的历史发展过程美国是智库发展的源起和重镇。二战期间美军组织专业研究人员参与对战略计划、军事部署和武器装备等的秘密研究工作，智库主要是指当时进行研究的保密室。二战后，美国智库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一批专注于国防和国际安全领域的智库纷纷出现，如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RAND)、1962年成立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1973年成立的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7年成立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等。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智库通过出台研究报告、举办专题会议、进行思想宣传等形式，对美国的国防改革和军力调整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施加较大影响，号称“影子内阁”和“美国大脑”，与国会、国防部共同组成推动国防改革的“三驾马车”。

1986年的“戈法”是二战后美国国防领域最为彻底、成效最大的一次改革，奠定了美军联合作战的制度基础和指挥架构。在这次大改革的过程中，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等智库机构积极参与，为改革取得最后的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1985年2月，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建议对国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报告，得到了6位前国防部长及许多前政府和国会高官的支持，大大增加了改革的声望。同时，在起草报告过程中，专家学者们还建立了跨立法界、军界和学术界的“支持改组联盟”，壮大了改革声势。以海军为首的改革反对者们也积极动员自己的社会力量，成立了专门机构，对改革研究发起攻击，甚至派“间谍人员”潜入了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传统基金会，这充分反映了智库在改革中作用和声望的提升。

冷战后，美国智库对国防改革的参与和贡献有增无减，在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21世纪初期的拉姆斯菲尔德和盖茨两任国防部长主持的改革期间，智库都积极参与表现活跃。而以《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出台为标志的美国新一轮国防改革，智库更是充当了倡导者和排头兵的作用。

1.2智库对本轮国防改革必要性的认识1986年的国防改革是二战后美国进行的规模最大，也是最为彻底的一次改革。但随着30年来在安全环境、军事战略、作战对象和理论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法案确定的美军指挥管理体制和组织架构也逐步暴露出很多的不足。2016年是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30周年，以此为契机，美国智库针对法案的历史作用和时代局限性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反思。各主要智库一致认为，与30年前相比今天美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和作战任务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超级大国间的大规模战争模式已经让位于大国军事竞争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美军的任务也由遏制和击败苏联的威胁转变为应对大国军事竞争和打击全球恐怖主义，重点是解决一体化军事战略下跨地区、跨职能、跨领域的联合行动和全球范围内资源的优化整合问题。美军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作战行动主要是着眼于陆海空三军的联合，30年后的今天美国面临的是“2+2+1”的威胁模式：来自中俄的大国竞争，来自伊朗和朝鲜这两个地区核武国家的威胁和挑战，以及以IS为代表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这需要国防部各部门、机构和领域之间的更广泛联合和行动。从2015年起，美国主要智库开始就国防体制和组织机构存在的问题展开密集的讨论，与参众两院一起推动新一轮国防改革的启动工作。

2在美国新一轮国防改革过程中智库的举措和行动